从考古资料和风俗习惯谈古代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

曹洪勇张永兵陈玉珍

维吾尔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之一，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其族名是Uyghur一词的汉译，在各个时期的史书中有不同的译写，北魏时称“袁纥”，隋代称“韦纥”，唐宋时称“回纥、回鹘”，元明时称“畏兀儿”，清朝称“回部或缠回”，民国时期，沿用“缠回”一称，而其本族人自称“威武尔”；直到1935年才由新疆省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将其定名为“维吾尔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先后信仰过、摩尼教、、景教、祆教、道教，最后才改信了伊斯兰教。由于宗教信仰的变化和周边民族的影响，他们先后使用过古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谜文和阿拉伯文等形式的文字（有时还使用藏文），用这些文字撰写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碑刻及天文历法、卦书、医书、相书、梦书等，并记录和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历史、经济方面的文献，还有内容更为丰富的宗教方面的著作。本文主要从考古资料和民族风俗习惯来谈谈古代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

一、神奇的

古代西域的流行十分普遍。新疆现在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的祖先都曾信奉过。虽然这些民族后来又信仰了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阶级社会的宗教，但原始的观念习俗在这些民族中的影响却十分深远。

回鹘人是当代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其先民高车人时，已很盛行。在回鹘中流播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内容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方面。在763年摩尼教传入回鹘之前，一直享有国教的地位，回鹘巫师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回鹘统治者上层的信赖，甚至出兵打仗都要听从巫师的预言。随着回鹘社会向前发展，回鹘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贫富分化悬殊，加剧，，其崩溃并为新型的摩尼教所取代成为回鹘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被摩尼教取代后，其影响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根据社会的变迁不断改变形式并形成强大的习俗势力，渗透到回鹘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以致在今天的维吾尔族、裕固族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中仍可寻得的遗俗。

现代维吾尔语里，对萨满及其阶层的人物，有着多样化的称呼，如巴合西、艾皮孜、达罕、毛拉、布维、加都盖尔、艾布松气、阿布达力、魔法师皮尔洪、然齐木、精开什、精尼、卡亨。今天的维吾尔族仍认为蓝天和日月星辰都是神圣的，不得随意侮辱。维吾尔民间还有“我们来自天、源自地”“对天唾痰是造孽”“对天咒骂会使舌头失效”等说法。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在每年春季时，为了避旱祈雨而举行的“扎勒海特耐”（祈雨）仪式属于祭天活动。维吾尔农村民居朝向一般是坐西向东，屋顶留有天窗。此外，民间还存在着多种关于月亮崇拜的习俗，如“对着月亮便溺，脸上会长癣，用有孩子的女人的金耳环对着月亮刮一刮，癣就好”。许多女性的名字前或后边经常缀有“阿依”（月亮）一词，如阿依古丽（月亮之花）、米哈丽阿依（仁慈的月亮）等。

吐鲁番市胜金乡恰勒坎村西的萨捍道上有一处温泉，清澈透底，饮之甘甜。温泉旁边扎满各色布条，旁边还有一小石碑，上刻有维吾尔文字，翻译成国语为“治肾病的泉眼”；另一处泉水旁边也是结满各色布条，此处为治胃病的泉眼，当地维吾尔族若是得了肾病和胃病，常来此地饮用泉水，期望“水”到病除。

南疆维吾尔族农村比较普遍的一种习俗——麻札朝拜，其本质是祭祀祖先和亡灵的多神崇拜现象，视为的遗留。受到朝拜的麻扎，即圣墓，多是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的汗王、圣贤、传教师等的墓葬。沙敖在《和卓传》中这样记载，通常的形式是“圣墓的标志是四根高柱，上面装饰着牦牛尾和带有阿拉伯经文的经幡，还有从附近山中找来的许多大羚羊角。这些东西沿着围绕圣墓的墙头排列着”。很显然，立高杆、挂旗幡、挂牛马尾、在树杈上拴布条、供野羊角等，都是回鹘人遗留下来的祭天祭祖的习俗。在被朝拜的麻扎中，有很多麻扎的名称是以动植物来命名的，如白杨树麻扎、桑子麻扎、蛇麻扎等。

另外，在距离鄯善县连木沁镇10多千米的戈壁滩上，有一处被人们称为“怪石圈”的地方，颇为神异。这里的“怪石圈”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为“口”字形串联状，有的为方形与圆形石圈混合摆置。其中一个被称为“太阳圈”的巨型石圈由4个同心圆组成，最大外圆直径约8米，最小的内圈已被破坏。在“太阳圈”的东南部，分布着大面积的石圈，奇怪的是，这些“怪石圈”所用的石头在附近的戈壁滩很难找到。吐鲁番的文物工作者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详细地对这些怪石圈进行了考察，初步认定，所谓的怪石圈应为当地维吾尔族信仰的遗俗，石圈的中心竖立起多根木桩，上面绑有红白两色布条，据传，怪石圈周围的乡民至今还有跳大神的习俗。所以，这里的怪石圈命名为“祭祀神圈”更为恰当。

今日的维吾尔乡村，那些能问病医病的皮尔洪、巴克西们，当他们劳作在农田、果园时，他们与普通的村民一样是辛勤的农夫；当他们在主麻日虔诚地诵读《》时，他们与普通的穆斯林别无二致；但当他们驾驭神灵，当他们神灵附体上天入地，与神灵交通时，他们是掌握了鬼神“知识”并有一定法术的人，他们是能驱邪治病的神圣的人，在村民们的眼里，他们令人敬畏。他们能够唤醒村民们心灵深处远古的信仰，他们是维吾尔族萨满文化的继承者、传承者，在伊斯兰文化的氛围中，他们是这一古老文化的保存者、传承者。

二、火坛下的宗教生活——祆教

祆教是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与祆教并存流行的除原始崇拜以外，还有稍晚些时间传入的，以及后来的摩尼教、景教等。祆教在新疆流传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除和伊斯兰教之外，其他宗教无法比拟的。至今，我们仍能看到这个消失已久的古老宗教在新疆少数民族生活中遗留下来的许多痕迹。

20世纪，在新疆境内多处发现了属于萨珊王朝时期的大量波斯银币，银币的正面通常是国王的半身像，背面的图案是萨珊王朝国教祆教的标志，正中是祭坛，，火光中有祆神半身像，祭坛两侧各有一位祭司，祭司背后的飘带上书写有钵罗婆文铭文“某某王之火”的字样。每遇新国王替位，都要另铸新王的半身像钱币。这些古波斯银币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祆教在新疆各地的流行。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祆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了一件《高昌作头张庆佑等偷(输) 丁谷寺物平钱帐》，在文书第六行提到这所寺庙的全名为“丁谷寺”。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文书《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第73 行提到“□(壹) 文，贾肉”等字样。丁谷寺供奉的正是高昌火祆教神——丁谷天，丁谷寺僧人买羊是为典祭祆神。据吐鲁番文书记载，高昌丁谷寺一年有四次血祀，每次血祀仅用羊一头。唐宋时代，中国火祆教寺庙流行杀羊血祭之俗。高昌国丁谷寺僧人买羊或羊肉的目的，很显然是用来典祭寺内火祆教神的。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不仅有“丁谷天”，而且还有胡天、阿摩等神灵。阿摩源于粟特语Adbag（大神），相当于波斯火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是为祆教神祇。至于丁谷天、胡天、诸天、天，皆为祆教神祇。

吐鲁番吐峪沟发现的一个火祆教徒墓地，今称“吐峪沟麻扎墓地”。该墓地的墓葬内发现两个陶棺，两棺各放一副屈肢人骨架，除一片棉布碎片外（大概用来包裹尸骨），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从陶棺上的附加堆纹看，这两座墓的年代约在唐代(618—907年)。据当地老乡介绍，这个墓地以前还发现过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大型灰陶棺，棺内人骨采用仰身直肢葬。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也出土了一具帐篷式陶棺，盖纽上有人头塑像(保护神) ，盖子上饰有带车轴的车轮图案和几何图案，器内盛有人骨架。焉耆还出土了一件叫做“雕花陶盆”的陶器，器身装饰有植物图案。这些陶棺实际上就是火祆教徒的葬具——纳骨器。按照祆教教义，人死后要把尸体放入“寂静之塔”中，啄食肉以后，再将骨头存放到特殊的容器内。这种容器西方学者称做“纳骨瓮”。由于制作的材料多为陶器，所以又叫“陶棺”。

勒柯克率领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4—1905年），在高昌故城以北10千米的胜金口发现了一批彩色泥塑神像。据北京大学的林梅村先生研究，其中至少有四个属于火祆教艺术品，分别出自胜金口两个不同遗址。四个彩色泥塑神像，分别是两男两女。其中上唇有两撇胡须的男性神像是祆教的祖尔万神，长有三只眼的男性神像为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另外的两个女性神像是粟特祆教女神娜娜的艺术形象。

祆教虽已失传，但由于在民间长期的流传，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所信仰的自然崇拜有许多共通之处，经过长期融合吸收，形成了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有些带有祆教色彩的习俗在今天的维吾尔乡村仍可见到。如拜火习俗在维吾尔族农村仍有遗留。哈密地区东风乡有《拜火舞》《灯舞》，和田墨玉县有《顶灯舞》，喀什叶城县也有《灯舞》，莎车县民间的“麦西热甫”中，仍可见口中吐火的幻术表演。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在新年“诺鲁孜节”的头天晚上月初之时，每家毡房前都要用芨芨草生一大堆火，人和牲畜从火堆上跳过，以示消灾减难，预示新一年的人畜兴旺。

“诺鲁孜节”是当今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许多民族的民间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时节。而这个节日源自于祆教，是祆教教历规定的年首之节——新年元旦，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喜庆、吉祥、祈福、欢乐的节日。

三、佛自西方来——

公元840年左右，由于天灾人祸，雄强一时的漠北回纥汗国竟为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辖戛斯所灭，其部众遂分路西迁，一支投西域，一支入河西。入西域者以高昌(今吐鲁番)、北庭(今吉木萨尔)为中心建立了历时达400余年之久的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

高昌回鹘王国初期的疆域相当广大，东起今甘肃西端，；西至中亚两河流域，包括伊塞克湖地区在内；南自昆仑山北麓与于阗、喀什噶尔一线，北抵天山以北。这一区域自汉代以来，直到回鹘徙此，一直都盛行，当时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各古国都为活动中心。这里佛寺林立，僧徒众多，不仅有虔诚的徒修筑的寺庙，而且还有许多由王公贵族、富吏豪绅出资修建的佛堂殿宇。[1]各国国王还常常带头弘扬佛法。7世纪初玄奘法师西行途经西域时，天山南路各地佛事甚盛，仅屈支国(今库车)、瞿萨旦那国(今和田)就各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2]高昌的僧徒“亦有数千”[3]。唐朝统一西域以后，这里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都为高昌回鹘王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如所周知，自公元762年牟羽可汗引入摩尼教后，漠北回纥汗国一直奉之为国教。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由于受到当地流行的的影响，回鹘民众大多都改信了。高昌回鹘王室虽仍尊信摩尼教，但这并未妨碍他人的信仰，他们执行着一种比较开明的宗教政策，使王国内各宗教间均能和平相处。景教得到了优容，也得到支持与奖掖。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壁画中，常可见到信奉摩尼教的回鹘国王和相国百揆的画像。与摩尼教间的友好关系可由下列事实来证明：在柏孜克里克石窟中，与摩尼教壁画常可见于同一窟中；在高昌α遗址的一所佛寺里也发现有摩尼教的绘画残片。摩尼教徒对待徒的积极态度，不仅表现在他们在艺术与文学方面接受了的表述形式，而且表现在我们迄今尚未在摩尼教遗书中看到有任何攻击的迹象。

近一个世纪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致力于回鹘文佛典的译释与研究工作，刊布了大批早已失传的回鹘文佛典。这些典籍虽少有完整者，大多都已残缺不全，但由于现今存世的回鹘文文献比较而言还是相当稀少的，所以现知的每一件写本、印本，不管其内容如何、留存状况如何，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能为我们提供某些前人未知的史实。从现已见刊的文献看，至少有如《法华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玄奘传》、《弥勒会见记》、《佛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大量的典籍被译成了回鹘语文。

公元982年，北宋使臣王延德出使高昌，见到这里有“佛寺五十余区”，[4]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也如实地反映了高昌回鹘境内佛寺林立的状况。[5]回鹘境内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木头沟、七泉湖、苏巴什和济木萨尔的北庭故址也都有回鹘地面寺院遗址发现，为世所知。哈密的白杨沟大佛寺不甚有名，但从现存的佛寺正殿基址看，规模也是相当宏大的，亦应为唐至高昌回鹘时代之建筑。北庭的建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的应运太宁之寺，[6]这时也演变为回鹘的王家寺院。除了地面建筑之外，人们还在悬崖峭壁上开出了为数众多的石窟寺，如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胜金口、伯希哈、雅尔湖、库车的库木吐拉、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拜城的克孜尔、焉耆的锡克沁等。

这些回鹘文典籍及寺院和洞窟的存世，无不证明，在回鹘中的长期流行。同时，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回鹘的历史与文化，以致成为回鹘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研究对回鹘历史文化的影响，就不能写出真正的维吾尔族史，尤其是维吾尔族文化史。

四、中土宗教——道教

“道教”以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为基础，崇奉由“道”衍化而来的、被神化为最高天神的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以及后来的玉皇大帝；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以神仙存在、神仙可求，以及以祈福免灾为主体内容和特征的长生不死、即身成仙。道教经典中保存了一些有关古代医学、化学、药物学、养生学等有价值的材料，是今天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北凉缘禾六年（437年）翟万随葬衣物疏》等来看，道教至迟于5世纪初在高昌地区已经开始流行。除此之外，吐鲁番地区还出土如“道教符箓”、“桃人木牌”、“伏羲女娲图”等多件道教文物。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吐鲁番市西10千米处的交河故城考察时，发现回鹘文道教符箓1件。其符箓画法与中原所见类似，其不同仅在于咒符之间多出了许多回鹘文文字。上有卦象以断人休咎祸福，无疑是《易经》在回鹘中的推演。说明中原地区的易占在回鹘中已有所传播。后来，勒柯克又于同地发现有回鹘文道教文献残片两件，上有纯粹来自中原的符箓多种，如有退烧之符、保护幼童免于迷路之符等，并且书有回鹘文字。吐鲁番发现的元代回鹘文刻本里，有讲八字命运的内容，信八字是道家的思想。可见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回鹘人当中。

道教的星占术著作也被译成回鹘文在新疆广为流传，吐鲁番出土一件回鹘文写本的道教星占术。不难看出，回鹘星占术也是从中原那里转借过来的，以之与《黄帝斗图》《唐开元占经》《协纪辨方书》等汉籍相较，二者所差无几，只是回鹘人在接受中原星占术的同时将原来的“十二地支”转换成他们习见的十二生肖而已。此外，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还发现了一件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除了回鹘文文献的记载外，元代汉文典籍对回鹘的道教也有一定的反映。

五、十字莲花——景教

景教与祆教、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景教的“景”字有“光明广大”的意思，又称为波斯经教、秦教等，是我国唐代对聂斯脱利派的称呼。景教约在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传入新疆。当时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商业民族。他们在沟通商业和传播文化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将景教教义及其文化习俗引入新疆的就是粟特人。早于景教传入高昌地区的祆教及其教义礼俗，也是由粟特人经中亚传入的。

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遗址、葡萄沟的西旁遗址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景教壁画以及用叙利亚文、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和以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粟特文、回鹘文的景教典籍文献残叶，如用叙利亚文和波斯文书写的《圣咏集》，用粟特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圣乔治殉难记》、《福音书》、《巫师的崇拜》以及景教《赞美诗》等等。在一幅比较完整的的反映“圣枝节”的壁画上，几个具有回鹘人面部特征的景教信徒手持棕枝，虔诚地站在一旁，迎接耶稣最后一次进入。

从高昌景教文献，结合敦煌石窟出土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大量景教经典不难看出，景教文化曾给回鹘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景教经典不仅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而且其教义礼仪也已相当深入人心。景教徒的宗教生活丰富多彩，宗教节日、宗教礼仪都得到遵行，其独特的景教文化也得到了保留。高昌地区的景教徒与徒、祆教徒等生活在一起，当地统治者虽然推崇，但对其他宗教并不歧视、不排斥。所以，各种宗教能够融洽相处，各行其道。不同宗教的和睦相处，必然使各种宗教文化产生相互交流和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这时期高昌景教壁画的风格明显受到西域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得到证明。

喀什噶尔也是景教的一个中心，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喀什噶尔是景教第十九行教区，主教由总主教任命驻节，景教在该地得以传播，是由于西辽和蒙古统治当局对宗教实行兼容并包，保护宗教信仰的结果。景教在天山北部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轮台、阿力麻里等地都建有景教大教堂，并有自己的主教。据考古发现，在伊犁地区、七河以及其他游牧人活动的地方，有大量画有十字的元代景教徒墓石和刻石出土，证实了景教在游牧民中间确有一个兴盛时期。

景教在元代的盛传，引出了一些历史上著名的新疆景教人物，如夺取了西辽王位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为蒙古人创制了文字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著名旅行家畏吾儿人拉班·把扫马和马可斯。拉班·把扫马和马可斯因通晓蒙古语和欧洲语言，曾被蒙古当局委任为出使欧洲各国的大使，并担任过景教的“巡察总监”，马可斯曾任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等职。

景教的传播促进了回鹘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宋元时代回鹘地区的传教士大多来自叙利亚、波斯等地，这就出现了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文献。根据考古资料得知，在吐鲁番地区曾经流行过24种语言17种文字，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中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如回鹘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等都用来书写过景教文献。其中的福音体文字是宋元时期从叙利亚人那里借来的，“只用来书写景教文献”。在吐鲁番还发现有中古波斯语、安息语及古语的景教文献。多种文字的使用促进了回鹘文化的繁荣。后来，有的文字又传入内地，如用福音体文字写成的回鹘语景教文献在内蒙古西端的黑城遗址中即有所发现。

六、光明使者——摩尼教

摩尼教于3世纪中叶，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时期，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它是糅合了古代波斯祆教、、思想而成立的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混合性的宗教，在中国俗称“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等。

摩尼教传入回鹘的重要资料是《九姓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据碑文所记，最早将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是睿思等4名摩尼僧。睿思等在牟羽可汗助唐平息安史之乱以后，跟随可汗回到漠北。回鹘文《牟羽可汗入教记》记载，牟羽可汗与这些摩尼僧讨论了三天三夜，经过激烈的辩论，回鹘人由原来信奉的原始宗教改信了摩尼教。当时，牟羽可汗经常劝全体平民行善。牟羽可汗积极支持、宣传摩尼教，并大力向外传播，使这个历时数百年，不断受到统治者压制、。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定为“国教”，使之迅速取代了在回鹘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8世纪中期回鹘人接受了摩尼教。同摩尼教一起，回鹘人也接受了较高的文化和文字。摩尼教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在回鹘汗国内，摩尼教渗透到汗国的社会、经济、外交及文化各个方面。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受到了牟羽可汗的信任和重用，甚至能左右国家大事，以至于形成了“可汗常与共国”的局面。摩尼教徒在回鹘中的势力膨胀极速，不仅京师为之立寺，。

唐代回鹘原为游牧民族，文化水平并不很高，直到摩尼教的传入，才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朗及地中海地区的先进文明。因为摩尼教综合了诺斯替教、祆教和的各种因素，加之摩尼教徒往返于唐朝与回鹘汗国之间，不断地将先进的唐文化加以吸收，来自东西方的诸文化与回鹘结合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汇合融通而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回鹘文明。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师所传播的粟特文，后经过改造创制了回鹘文。回鹘人用这种文字著述了大量的文学、世俗作品，并翻译了大量的摩尼教、、景教和道教经典。从近、现代的出土文物看，回鹘文一直流行到15世纪，其后虽趋衰亡，但并未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6世纪还为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回鹘人所使用，在甘肃河西走廊到17世纪后期还在使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回鹘文摩尼教文献就是其重要结果之一。

吐鲁番出土有大量的摩尼教经卷、文书，使用的语言一般都是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所用文字主要是回鹘文和从福音体文字演化而来的摩尼文，充分证明了摩尼教在该地区流行的情况。经书如《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和许多赞美诗、祈祷文祝辞等。《摩尼教徒忏悔词》是用回鹘文抄写的，共388行，内容是祈求天神宽恕罪过，求得解脱，要求信徒尊崇天神和圣旨，并进行祭祀、持斋等。此外，1981年夏天，考古人员在清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65窟内坍塌的土沙时，出土了保存完好的3件粟特文和5件回鹘文文书，都是摩尼教教徒之间的通信。

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的带领下，以吐鲁番为中心，对丝绸之路北道的古代遗址做了调查和发掘并发现了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摩尼教遗址，他们获得了大量写本、刻本、绢纸绘画、雕像等，同时也切割了大量的石窟壁画运往德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晁华山和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对吐鲁番摩尼教遗址重新做了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洞窟的现存状况。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艺术品包括壁画、细密画、旗幡、绢画等，主要出自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等遗址。

摩尼教在新疆其他地方的情况，史载不详，但根据回鹘西迁的形势分析，如于阗、龟兹、疏勒各地既有回鹘人活动，也应有摩尼教的传播。《宋史》提供了北宋初期于阗国摩尼教的情况，建隆二年（961年）于阗国“李圣天遣使贡圭一，……本国摩尼师贡”。说明于阗地区还是有摩尼教流传，而且摩尼僧的地位不低。

七、伊斯兰教

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并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皈依”，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和平与安宁。凡信仰伊斯兰教者，统称为“穆斯林”，伊斯兰教也即“顺从者”的宗教。在中国，伊斯兰教旧称、度、、、、回教等。

而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则迟至10世纪初，标志事件是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布格拉汗的继任者穆萨·阿尔斯兰汗继续致力于汗国的伊斯兰化，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国居民已基本上全部信仰了伊斯兰教。之后，喀喇汗王朝便开始了对外扩张，首先征服的目标是于阗王国，经过长期的拉锯战，至1006年喀喇汗王朝终于攻占和阗城，灭亡于阗李氏王朝，结束了在这里千余年的统治。

伊斯兰教自10世纪传入喀什噶尔之后，又渐次传入和阗、且末、阿克苏、库车，到吐鲁番居民信仰伊斯兰教，经过约500多年的时间。至此，伊斯兰教在西域回鹘人的大部分聚居区中的传播阶段基本结束。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必然地随之产生变化，以与之相适应。如前所述，回鹘本是一个善骑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西迁前，先以为国教，8世纪中叶以后，又奉摩尼教为国教。西迁西域、河西以后，他们逐步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在保留摩尼教信仰的同时，民众大都皈依了；西迁前回鹘文化是单一的文化传统，主要接受汉文化之影响，随着摩尼教的传入才开始与来自波斯的粟特文化有了接触，并接受其文字，据以创制了回鹘文。西迁后，这种文化氛围大为改观，在西域、河西诸地同时并存的多种文明，除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和来自印度的文化外，更有来自希腊和来自阿拉伯、波斯的文化气息，使初到此地的回鹘人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具有多种文明兼收并蓄之合成特色的新文化。

回鹘文字的广泛使用，、景教的流行，音乐、舞蹈和石窟艺术的高度发展，文学的繁荣昌盛，以及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其实都可以说是随着回鹘西迁，其生产、生活方式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而给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气象，换言之，回鹘的西迁及随之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给回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使其文化在保留部分旧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业型的转化。其文化类型由原来的以草原型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辅，转化为以农耕文化为主、草原型文化为辅。这种文化类型的转化与共存，基本上反映了回鹘文化的特质。

回鹘的这一文化特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两种文化类型兼而有之，使回鹘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其次，这一因素也使回鹘人接受外来文化更为容易，故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游牧文化，以至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在回鹘那里都可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再次，兼容并包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来，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就是西夏、蒙古在立国之初都重用回鹘人，以回鹘人为师的基本原因。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党项（西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对汉文化的接受，无不受惠于回鹘人。

、副局长、调研员曹洪勇

吐鲁番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永兵

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专业技术人员陈玉珍

[1]兹以麸氏高昌国(502～640年)为例，这里见于文献记载的庙刹据统计就有130多所：官府所造18所，个人所造104所，其它情况的庙宇还有11所。见小田义久“麸氏高昌国时代の佛寺について”，《龙谷大学论集》第433期，1989年，68～91页。

[2]见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4、1002页。

[3]慧立、彦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18～19页。

[4]《宋史》卷四九○〈高昌传〉。

[5] A.von Le Coq,Chotscho, Berlin 1913,S.6.

[6]《宋史》卷四九○〈高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