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我去拜望建设银行的老领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曹尔阶老先生，曹老赠送我一本他的新作《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这是一位89岁高龄的老人的新作啊！他在耄耋之年还写出如此高水平的经济著作，确实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这本近30万字的著作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者从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层面，探讨中国经济是如何驾驭资本实现超常增长的。这本书与他2012年出版的《资本是个好东西》形成姐妹篇，那本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约四十多年讳言资本形成机制的一个回顾，与现在这本书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资本的完整的认识过程。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这张照片是作者赠送我的书的照片
这是作者与我的照片以及作者与吴家俊（建行退休干部）、我的合影。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轨迹，发现有五个突出因素：
第一个突出因素是中国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主要是在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如过去的“两弹一星”这类重大项目，无论是建设、投资、技术引进、运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话语权，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惟其如此，中国才创造出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神舟飞船空间技术、军工、核电、新一代通讯标准等战略产业的辉煌奇迹。
第二个突出因素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国有企业进行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没有听从那些休克疗法的误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对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的主体，并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最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当然也是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第三个突出因素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联合和并购，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布局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民营经济的就业占全国的75%，成了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四个突出因素，是在城市化方面，城市政府突破了西方国家政府“只能管理、不应参与经济”的框框，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那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来兴起的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而是别出蹊径，通过成功地掌控中国特色的城市资本，即利用政府控制的“土地”加上“三通一平”、“七通一平”以及基础设施的资本，在招商引资上引导外来资本的竞争，驾驭外来资本，发展了城市经济。由此，作者认为正是城市政府的驾驭资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第五个突出因素，是资本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金融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的机制。
作者由此展开，，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详实的资料和事实，论证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的秘密，从驾驭资本的角度回答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原因。实在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崭新的解析，也是对近30年来我国一些学者鼓吹运用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好的回答。。
作者在耄耋之年还能有这样清晰的思路、严密的逻辑、流畅的笔法，确实让我敬佩万千，值得我辈好好学习。
谭兴民 20171002 写于北京
2017年第13篇文章
